來源:老雅痞
今年民主黨政治中最大的捐助者之一不確定他是否真的想成爲民主黨的超級捐助者——至少不是按照該黨的條件。
但是,Sam Bankman-Fried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擁抱矛盾。這位在過去四年裏通過加密貨幣積累了約200億美元財富的30歲男子駕駛着一輛混動豐田卡羅拉。他和尚般的審美從他的衣服——皺巴巴的T恤和破舊的新百倫運動鞋——延伸到了他的個人生活中。他和大約10名室友合租一套頂層公寓,自己做飯。他仍然在用他父母的Netflix账號。當他在華盛頓特區進行遊說時,他經常睡在他哥哥的沙發上。
他也是在2020年花了1000多萬美元支持喬·拜登總統的少數幾個捐助者之一。在去年,他花費了數千萬美元來左右民主黨衆議院初選。這是一波似乎可以逐個候選人地重塑華盛頓民主黨席位的令人震驚的支出。在展望2024年大選時,他曾表示他可能會花費1億至10億美元。
Bankman-Fried以令人瞠目結舌的速度進入了國家政治舞台,在華盛頓引發了一場理解他並定義他的競賽——潛在的民主黨救世主,令人費解的神祕人物,或偶爾是一個腐敗的加密貨幣妖怪。候選人、顧問和國會議員都渴望控制他花費的數百萬美元。Bankman-Fried似乎似乎走到了民主黨中間,在許多民主黨超級捐贈者退出的時候掏出了錢包,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激烈的中期選舉環境之前。
一些民主黨人認爲,Bankman-Fried的投資和參與可以幫助他們阻止中期選舉的紅色浪潮。
民主黨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American Bridge 21 Century的聯合創始人Bradley Beychok說:“我們從未見過這種規模的事情。在我們這邊,只有一小部分人會开這種支票,而且他們往往是同一群人。但值得稱贊的是,Sam濺起了一個大水花。”
Beychok接着說,在2022年,“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爲民主黨候選人帶來很大的改變。”
但目前還不清楚這是否是Bankman-Fried想要的結果。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公开披露的文件顯示,盡管他今年在競選活動上花費了大約4000萬美元,但他告訴POLITICO,當民主黨面臨失去國會多數席位時,他計劃在大選期間只花費約一半的資金。他更愿意在安全的席位上提拔新候選人,而不是在決定華盛頓黨派控制權的战場上進行鬥爭。雖然他最大的支出是在民主黨初選上,但他也直接爲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競選活動做出了貢獻。
盡管Bankman-Fried具備成爲政界最大捐款人的條件,但他現在只是在解釋他計劃在華盛頓世界中开闢的非傳統道路。這通常伴隨着一個巨大的警告:“看情況。”
他以一種神祕的社會哲學爲指導,癡迷於通過解決被忽視的問題來爲人類做最大的貢獻,這導致他投資於那些承諾將疫情防範資金作爲首要問題,以及愿意爲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的人。Bankman-Fried正煞費苦心地擺脫傳統的標籤,就像民主黨的工作人員試圖把這些標籤加到他身上一樣。
Bankman-Fried在接受採訪時說:“很多時候我更支持民主黨候選人。但這不是不可改變的事實。”“我有理由擔心,我做的事情會讓人們認爲我有黨派傾向,但實際不是的……我認爲這樣做既忽略了我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也讓我更難採取建設性的行動。”
兩黨宣傳引起了一些人的關注。一位民主黨捐贈者顧問說:“他能通過在幾場競選中花費幾百萬突然激發兩黨合作嗎?不。”“他認爲自己可以重塑華盛頓,但他做不到。”
證明Bankman-Fried真正想成爲兩黨捐助者的證據並不多——至少在他公开披露的支出上是這樣。盡管Bankman-Fried直接向6名共和黨人捐款,並向支持在阿拉巴馬州初選獲勝的共和黨參議院候選人Katie Britt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了10.5萬美元,但與他披露的向民主黨候選人和組織(包括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和主要的民主黨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提供的數千萬美元相比,這仍然相形見絀。
他的批評者還堅持認爲,盡管他一直關注疫情,但他實際上只是在讓所有人爲國會對加密貨幣進行監管做准備。
不管他在做什么,Bankman-Fried想要的是什么現在對華盛頓很重要。華盛頓方面正在加緊對他進行調查。
Sam的弟弟Gabe·Bankman-Fried說:“Sam關心的是關那些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想法。這聽起來很老套,但我想很多大型捐贈者並不關心這一點。他們關心的是支持他們的黨派。”
27歲的Gabe和30歲的Sam深受“有效利他主義”的影響,這是一種哲學和社會運動,通過數據驅動的框架實現利益最大化——這是參與政治的一個不尋常的視角。從慈善的角度來說,這意味着通過每條生命的成本公式來測試和衡量付出的努力。例如,一項實驗表明,投資治療兒童腸道蠕蟲比爲學校提供額外的教科書資源更能改善他們的教育結果。
在政治上,這使得Sam·Bankman-Fried實現了雙重目標。防止下一次疫情是他談論最多的一件事,他擔心這可能會比新冠肺炎更致命,並將對人類構成巨大威脅,這是有效的利他主義者的困擾。他說,他的另一個目標是通過降低黨派之間的鬥爭和支持那些"在華盛頓採取建設性態度"的候選人來解決華盛頓的僵局。
Bankman-Fried說:“一個建設性運作的政府可以做很多好事……。”他還說,政府的基調“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有巨大的影響”。
有效的利他主義由牛津大學的學者在2000年代末以哲學家們的理論爲基礎創立。比如Derek Parfit認爲21世紀將是人類生存的“最危險和最決定性的時期”,普林斯頓大學的Peter Singer推動了更有效的慈善事業。
Bankman-Fried最初是通過動物福利被吸引到這個領域的。他在麻省理工學院讀大一的時候就成了素食主義者。然後,他开始了“賺錢-捐贈”的慈善模式——努力掙一大筆錢,然後全部捐出去。大學畢業後,他在華爾街工作了幾年,然後在2017年創建了加密貨幣交易公司Alameda Research,從加密貨幣套利中賺了數百萬美元。
Bankman-Fried兄弟相信這場運動的另一個方面是“長期主義”——即人類對後代以及現在活着的人負有道德義務。這使得比新冠病毒更致命的流行病等全球威脅成爲了華盛頓沒有廣泛解決的五級火警問題。
Gabe說:“新冠肺炎造成的死亡人數是9/11死亡人數的100倍,我們在外國幹預方面花費了1萬億美元,創建了國土安全部,並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外交政策——但在新冠肺炎之後我們什么也沒做。”“如果我們真的想防範另一場大流行,那么……我們需要兩黨在後冠狀病毒時代對生物安全進行合作和支持,就像我們在國家安全和後9/11時代所進行的合作和支持一樣。”
去年夏天,Gabe开始在民主黨的大規模社會支出立法中倡導爲流行病提供資金,但他沮喪地看到這個數字隨着一攬子計劃的縮減而減少。當他代表他新成立的非營利組織Guarding Against Pandemics與國會議員或高級工作人員會面時,Gabe不斷聽到,盡管他們同意防止下一次流行病很重要,但這不是他們的首要問題。
他說:“沒有人支持它。”“很明顯,要开展這一運動,我們需要更早开始,着眼於上遊。”
逆流而上意味着改變策略,從說服現任議員到選舉新議員——認可和支持那些優先考慮爲流行病提供資金並表示愿意以兩黨合作的方式來完成這項工作的候選人獲得衆議院开放席位。到了春天,兩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出現了:專門關注民主黨的衆議院初選的、由Sam·Bankman-Fried資助的Protect Our Future;以及用於共和黨參衆兩院初選的、由他在FTX的合作夥伴Ryan Salame資助的American Dream Federal Action。
隨着組織的迅速發展,Bankman-Fried兄弟周圍的政治工作人員也越來越多。他們與擔任Protect Our Future總裁、此前曾與Gabe一起在民主黨數據公司Civis Analytics工作的Michael Sadowsky密切合作。曾參與卡瑪拉·哈裏斯總統初選的Dave Huynh和民主黨民調公司Data For Progress的負責人Sean McElwee都是其政治項目的顧問。今年春天,Sam還聘請了加州巨額捐款人Tom Steyer的長期顧問Jenna Narayanan在政治捐贈方面與他合作。
Narayanan的聘用尤其說明了Bankman-Fried的雄心壯志,他不只是政黨的自動取款機。他說,他特別將自己的政治行動愿景與Steyer的做法——啓動關注氣候的“NextGen”相比較,而不是像已故共和黨巨頭Sheldon Adelson那樣,更注重向“純粹的黨派”政治組織發放資金。
他們還得到了辦公空間——一個距離美國參議院幾步之遙的聯排別墅,Gabe在那裏負責Guarding Against Pandemics。這是該組織在華盛頓長期存在的雄心的一個物理標志。上個月,FTX推出了自己的企業PAC,這是目前圍繞着Bankman-Fried的另一個政治組織。
Guarding Against Pandemics已經支持了22名民主黨人和15名共和黨人,其中包括了在職者和首次參選者。根據廣告跟蹤公司AdImpact的數據,自1月以來,Protect Our Future在17場初選中在電視廣告上投入了近2200萬美元,而American Dream Federal Action在15場競選中在電視廣告上投入了1000萬美元。
幾乎所有Guarding Against Pandemics組織所支持的初選——以及那些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花費——都花在了安全的藍色和紅色席位上。這是Bankman-Fried兄弟一個的明確策略,他們認爲初選是建立對流行病資金支持的更經濟有效的途徑——就像左派的EMILY 's List和右派的Club for Growth一樣,他們把公开初選視爲在華盛頓建立權力的一種經濟途徑。
參加兩黨初選也使得在兩黨中的努力保持一致,Gabe·Bankman-Fried形容這種努力“非常慎重”。
Gabe說:“我們已經看到人們試圖只在一個政黨內建立權力,而卻無法實現他們的目標,因爲我們的政府是分裂的。”前衆議員Max Rose是今年另一位得到Guarding Against Pandemics組織支持的候選人,他在競選自己的老位置時回應了這一想法:“我可以保證,在未來半個世紀的過程中,當涉及生死存亡的威脅時,它必須是兩黨合作的。”
通過這一切,Gabe·Bankman-Fried說,“我想跟華盛頓說清楚,我們是一個基於問題的組織。”
Sadowsky補充說:“我們正在打一場長期的比賽,即使我們選出的冠軍在兩年內失去權力,他們也會在某個時候重新獲得權力。”
根據POLITICO獲得的一份副本,針對對Guarding Against Pandemics的支持感興趣的候選人的兩頁問卷中包括了6道選擇題。這些問題完全集中在流行病的資金問題上——比如候選人是否會承諾在未來十年對其投資653億美元。
民主黨州議員Jasmine Crockett在德克薩斯州擁擠的初選中競選一個深藍的達拉斯席位。她說,她與該組織的15分鐘採訪主要集中在疫情防範上。之後Protect Our Future花了140萬美元支持她。
Crockett說,她是通過新聞報道才發現Sam·Bankman-Fried“與防範流行病或加密貨幣有關”。
其他幾個得到了Protect Our Future支持的人士也呼應了Crockett的說法,但這並沒有阻止隨着Bankman-Fried的支出而產生的懷疑:這是一個方便的盾牌,可以掩蓋對塑造加密監管以使他和他的行業受益的目的。
伯尼·桑德斯2020年的競選經理Faiz Shakir說:“他正試圖建立友好的關系,以便當時間一到,國會的人希望監管加密貨幣時,會不想與他挑起這場鬥爭。”
Shakir說:“這就像是他們設置了一個算法,輸入了三個條件:第一,我想要超過90%的高勝率;第二,我不想變得消極,我想作爲一個思想嚴肅的人保持積極的表現;第三,我想參與政治,但我不想讓它看起來與加密貨幣有關。”“一些天才想出了流行病防範措施,並在其上花了數百萬美元,這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尤其是俄勒岡州第6選區的競選,在Protect Our Future投下1400萬美元讓首位候選人、流行病研究人員Carrick Flynn在初選中獲勝後,這些批評得到了有力的推波助瀾。Willamette Week宣稱該地區是“一個由遙遠的加密貨幣王子統治的殖民地”,而另一篇文章則問道,“一個加密貨幣大亨想要從俄勒岡州的新國會選區得到什么?”
Bankman-Fried的參與以另一種方式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當時,衆議院多數黨政治行動委員會(與衆議院民主黨領導層一致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在同樣有爭議的初選中爲Carrick提供了100萬美元。在競選財務文件顯示,Bankman-Fried向民主黨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贈了600萬美元後,一些民主黨工作人員私下提出了擔憂,認爲這似乎是一場pay-for-play的鬧劇。當被問及對這一描述的看法時,Bankman-Fried表示,"就他們如何決定自己的行爲而言,他不能代表其他人。"
Flynn最終以18個百分點的劣勢輸給了州衆議員Andrea Salinas。衆議院多數黨政治行動委員會沒有回復記者的置評請求。
Sam·Bankman-Fried確實在去年就加密貨幣監管進行了遊說。他還向一個明確支持加密貨幣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GMI PAC捐贈了數百萬美元。但他和他的兄弟以及他的政治行動中的每個人都堅稱,該委員會與他的Protect Our Future的捐款是分开的,同時他也承認他把這件事搞砸了。
他說:“盡管我們對加密貨幣只字未提,只是在談論流行病預防,但我要明確地說,這裏沒有什么隱藏的加密貨幣議程。”“如果我搞砸了,那是因爲我沒有早點意識到,我需要非常明確地重復這個事實。”
不乏有一些民主黨人敦促Bankman-Fried重新考慮他的策略。威斯康星州民主黨衆議員Mark Pocan警告說,不要採取選舉方式來實現政策目標,因爲他目前的做法是“繼續讓巨額資金進入政治的負面螺旋”。
進步民主黨領袖Pocan說:“我真誠地想告訴他,還有另一條我認爲是最好的路可以達到他在流行病防治方面的目的,而不是通過黑錢,”
但Sam Bankman-Fried本人似乎仍在思考自己作爲捐贈者的角色可能是什么樣子,因爲他對與未來支出有關的每一個問題都提出了警告,尤其是在2022年中期選舉和2024年總統競選中。Bankman-Fried說,對於一些在大選中勢分力敵的“流行病冠軍”,“我肯定也會認真審視這一點,並且很可能會參與其中的一些比賽。”
但總的來說,他說與在今年春天和夏天向初選投放改變競選的資金相比,他在已經很昂貴、往往過於飽和的大選中支出的動機較低——這對民主黨人來說是一個打擊,因爲他們認爲他今年的出現,或者他在播客上即興發表的關於2024年可能花費10億美元的評論,可能預示着該黨下一個重要的長期贊助人的崛起。
按照Bankman-Fried的說法,這種不確定性同樣適用於2024年。在2020年大手筆投資之後,他不太愿意承諾一個數字。據OpenSecrets稱,當年披露的最大捐贈者是共和黨超級捐款人Sheldon Adelson,他捐出了2.18億美元。當被問及2024年的支出是會高於這個數字還是低於這個數字時,Bankman-Fried說,“最終可能會在這個數字的任何一邊”,但“在中位數的情況下,很可能會低於這個數字”。相反,他將目標定在接近1億美元的水平。
Bankman-Fried說,他的政治支出“將取決於兩張票的具體內容以及人們的立場”,而一些潛在的對局將產生更多的支出。
當被問及唐納德·特朗普再次競選總統是否會讓他更深入地投入政治开支時,Bankman-Fried不置可否,但根據2020年的情況,這似乎很有可能。有效的利他主義者發現,特朗普對他們關心的許多事情都是一個獨特的威脅,比如核战爭的風險和對民主的威脅。
Shor說,對許多人來說,“他們進入政界是特朗普的功勞。”“如果有什么能讓Bankman-Fried的支出更接近10億美元,那就是特朗普再次參選。”
另一種情況是,Bankman-Fried把他的錢完全撤出政壇。也許通過非營利組織對抗流行病更有意義,又或者在政治之外還有其他一些災難性的問題需要他的資源。再或者,也許迫在眉睫的災難感已經消失。
Bankman-Fried考慮在何種情況下他會撤退時說:“如果你看到事情變得冷卻了很多,黨派之爭已經平息,華盛頓總體上進行了很多建設性的行動的時候,你知道,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他繼續說道:“不幸的是,我並沒有特別看到這一前景。”“但是接下來的10年裏,人們可以對此抱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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