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門叛軍「青年運動」(又譯胡塞組織)攻擊行經紅海和蘇伊士運河的貨輪,對供應鏈的影響顯而易見,令人憂慮通膨將再閃紅燈。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曼則認為,紅海危機並非小事一樁,但對通膨的衝擊有限。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在紐時專欄撰文說,供應鏈瓶頸是2021年至2022年通膨猛竄的一大因素,而那些瓶頸的疏通也是最近通膨減緩(disinflation)的主要因素。然而,思考通膨是否復熾的問題時,不該只局限於「實體」思考,也應考量背後看不見的「無形」因素。
克魯曼指出,2022年初,貨船在洛杉磯港口外大排長龍等著進港卸貨,場面壯觀,是顯而易見的通膨成因之一;但對通膨衝擊更重大的是更普遍、相對「無形」的因素,包括新冠肺炎疫情擾亂了勞動市場。既然此刻沒理由認為這些更普遍性的問題將捲土重來,克魯曼認為,胡塞組織攻擊紅海貨輪引發的衝突,對紅海海運乃至於通膨的影響有限。
先談通膨現況。美國12月剔除食物與能源的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ore CPI)年增率為3.9%,乍看下仍盤旋在相對高檔。對照下,核心CPI過去6個月年化升幅是3.2%,核心消費者物價調和指數(Core HICP)年增率是1.9%,市場預估2024年通膨率可望降到2.2%。
克魯曼解釋,通膨年增率3.9%,是把2023上半年通膨率4.6%跟下半年的3.2%加起來除以二,所得數字已遙遙落後現況。而且,那個通膨數據反映對居住成本的官方估計值,也遠遠落後市場實際租金行情。相較下,不含這種估計數據的「調和CPI」 —歐洲採用的通膨指標 — 已經降回聯準會(Fed)的2%通膨目標,顯示居住成本估計數值誤導人,以致予人通膨仍「頑固」的印象。金融市場則洞悉這一切:最近市場行為反映投資人相信,通常已經控制下來。
現在的問題是:紅海危機擾亂海運,會不會導致通膨復熾?要回答此問題,就必須明白之前通膨猛升並且久久居高不下的原因,以及後來又為何迅速降溫。
克魯曼指出,2021年通膨扶搖直上時,起初問題集中在面臨供應瓶頸的經濟部門,這是疫情的延遲效應使然。包括克魯曼本人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一旦供應鏈瓶頸獲得疏通,通膨不久就會減退。不料後來通膨擴散到經濟眾多層面,連排除極端價格變動的「截尾均值」(trimmed mean)CPI都竄升,證明通膨飆高不只是供應鏈瓶頸作祟而已,這一派經濟學者(通膨「暫時隊)確實看走眼。
那麼,究竟是什麼力量推升通膨?以哈佛大學教授桑默斯為首的經濟學家(通膨「持久隊」)堅稱,問題出在公共支出過度,由此推論要抑制通膨,就必須大砍支出,並且付出失業率大幅上升的代價。
但實際情況是,2023年美國通膨率迅速降下來,失業率也沒暴增。
導致通膨之前猛竄的真正原因,是疫情造成巨大幹擾,而且那些幹擾影響甚廣,遠超出貨船塞爆港口這類「實體」瓶頸的範疇,所以需要長時間化解。也就是說,「暫時隊」對通膨的看法基本上正確,只不過考量範圍太狹隘。
換言之,疫情迫使美國人調整生活、工作和花錢的方式;等到染疫恐懼消退,民眾再度調整生活方式,重拾某些舊習慣,例如恢復外食和旅遊,但疫情期間盛行的居家工作趨勢在許多企業仍持續至今,這意味著「經濟地理分布」已起了重大變化。
凡此種種,造成員工流動率大增,從自願辭職率和待補職缺數都升到高點,即可見一斑。結果是普遍缺工,以及那些勞工生的產品缺貨,進而推升了通膨。但隨著經濟逐漸適應疫後變化,通膨隨之陡降。所以,克魯曼說,通膨確實是「暫時」,只是持續時間比預期長、衝擊也比預期大。
再回頭檢視胡塞組織攻擊貨輪的衝擊多大,會不會重新引燃通膨的問題。一種思考方式是,紅海危機是否會導致堪與2021上半年那種供應鏈瓶頸相提並論的情況,儘管影響規模可能比較有限?
克魯曼指出,誠如前文所述,2021年的那些瓶頸到頭來只是「整體通膨故事」較小的篇章。他認為,無論中東發生什麼事,都不足以重現疫情蔓延全球期間那麼廣泛的亂象、導致通膨飆高且蔓延甚廣。
克魯曼的結論是:紅海事件造成的經濟衝擊不大,還不必過度憂心。相較之下,萬一北京攻打台灣,可能就另當別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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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紅海貨輪遇襲使通膨再閃紅燈? 克魯曼分析:影響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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