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邪惡曲线：另一種方式去思考公共物品贊助的優先級

作者：LXDAO  翻譯：程子玉

導讀

在任何大規模生態系統中，公共物品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但它們往往也非常難以定義。經濟學家對公共物品有一個定義-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物品，這兩個技術術語的意思是很難通過私人財產和市場手段提供。還有一個通俗的定義：公共物品是“對公衆有益的任何事物”。還有一個民主愛好者的公共物品定義，其中包括公衆參與決策的內涵。

但更重要的是，當抽象的非排他性與非競爭性的公共物品在與真實世界互動時，幾乎在每一個具體案例中，都有各種微妙的邊界情況，需要具體案例具體分析。例如，公園是公共物品。但如果你加一個 5 美元的入場費呢？如果你通過拍賣公園中央廣場上的勝者雕像的權利來資助它呢？如果它由一個半無私的億萬富翁維護，他享受公園作爲個人用途，並圍繞他的個人用途設計公園，但仍然允許任何人參觀呢？

這篇文章將嘗試提供一種不同的方法來分析私人和公共範圍內的“混合”商品：收入邪惡曲线。我們提出一個問題：不同項目的貨幣化方式需要權衡什么，通過增加外部補貼來減輕資金化壓力可以帶來多少好處？這遠非是一個通用的框架：它假定在一個單一的“社區”中有一個“混合經濟”環境，其中包括商業市場和來自中央資助者的補貼。但它仍然可以告訴我們很多關於如何在加密社區、國家和今天的許多其他現實世界背景中資助公共物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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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框架：排他性和競爭性

首先讓我們通過常規的經濟學視角來看待哪些項目被視爲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考慮以下示例：

1. Alice 擁有 1000 個 ETH，並希望在市場上出售它。

2. Bob 經營一家航空公司，並銷售航班機票。

3. Charlie 建造了一座橋，並收取通行費來支付它的建設。

4. David 制作並發布一檔播客。

5. Eve 制作並發布一首歌曲。

6. Fred 發明了一種更好的用於生成零知識證明的新加密算法。

我們將這些情況放在一個二維圖表上：

1. 競爭性（Rivalrousness）：一個人享受某物品會在多大程度上減少其他人享受相同物品的能力？

2. 排他性（Excludability）：阻止特定個體（例如，不付費的人）享受某物品有多難？

圖表如下：

• Alice 的 ETH 是完全排他性的，因爲她有完全的權力選擇誰可以擁有她的加密貨幣。而且，加密貨幣的競爭性意味着如果一個人擁有某個特定的加密貨幣，其他人就不可能擁有完全相同的加密貨幣。

• Bob 的機票是排他性的，但不太有競爭性，因爲有可能飛機不會滿員，所以還有一些額外的席位可供他人購买。

• Charlie 的橋梁排他性要更少一些，因爲要添加一個驗證支付通行費的門需要額外的工作（因此 Charlie 可以排他，但這對他和用戶都是成本高昂的），其競爭性取決於道路是否擁堵。如果道路擁擠，那么多人使用該橋可能會減少其他人使用的便利性，因此它在競爭性上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 David 的播客和 Eve 的歌曲都沒有競爭性：一個人收聽不會妨礙其他人做同樣的事情。它們略微具有排他性，因爲可以設立付費牆，但人們仍然可以繞過付費牆。

• Fred 的加密算法幾乎不排他性：它需要开源以便人們信任它。如果 Fred 試圖申請專利，那么目標用戶群體（熱愛开源的加密貨幣用戶）可能會拒絕使用該算法，並且甚至可能因此取消他。

這是一項很好且重要的分析。排他性告訴我們是否可以通過收取通行費的商業模式來資助項目，競爭性告訴我們排他是否是一種悲劇性浪費，或者它只是所討論物品的不可避免的屬性，即一個人獲得它，另一個人就無法獲得。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其中一些示例，特別是數字示例，我們會开始注意到它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除了排他之外，還有許多可用的商業模式，而這些商業模式也存在取舍。

以一個特定案例爲例：David 的播客與 Eve 的歌曲。在實踐中，大量的播客大部分或完全以免費形式發布，但歌曲通常使用許可和版權限制爲門檻。要理解原因，我們只需看看這些播客是如何得到資助的贊助。播客主持人通常會找到幾個贊助商，並在每集的开頭或中間簡要談論贊助商。但對歌曲來說，贊助更加困難：你不能在一首情歌中突然开始談論 Athletic Greens (見最下面的解釋)有多棒，因爲這會破壞氛圍！

我們是否可以越過排他性，討論更一般的貨幣化和不同貨幣化策略的傷害？確實可以，這正是“收益-邪惡曲线”所關注的內容。

“收益-邪惡曲线”的定義

“收益-邪惡曲线”是一個二維曲线，用來回答以下問題：

爲了賺取N美元的收入以支付產品的建設成本，產品的創作者會對潛在用戶和更廣泛的社區造成多大程度的傷害？

這裏的“邪惡”一詞絕對不是要暗示任何數量邪惡都是不被接受的，也不是說如果無法在不作惡的情況下資助一個項目，那就不應該做這個項目。許多項目都會做出艱難的取舍，在確保可持續資金的情況下傷害其客戶和社區，但是通常項目本身的價值遠遠超過這些傷害。盡管如此，這個目標是爲了突出許多貨幣化方案存在悲劇性方面，而公共物品資金可以通過爲現有項目提供財務支持來幫助它們避免這種犧牲。

以下是我們上面六個示例的“收益-邪惡曲线”的圖表：

• 對於 Alice 來說，以市場價格出售她的 ETH 實際上是她可以做的最具同情心的事情。如果她以更低的價格出售，幾乎肯定會在鏈上引發燃氣費競爭、高頻交易競爭或其他類似的價值破壞性金融衝突，每個人都會盡快爭奪她的代幣。以高於市場價格出售。

• 對於 Bob 來說，社會最優的售價是所有機票都售罄的最高價格。如果 Bob 以低於這個價格出售，機票將很快售罄，一些人將無法獲得座位，即使他們確實需要（低價出售可能通過爲貧困人士提供機會來帶來一些相抵消的好處，但遠非實現這一目標的最有效方式）。Bob 也可以高於市場價格出售，可能會獲得更高的利潤，但代價是銷售較少的座位，並且（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不必要地排除一些人。

• 如果 Charlie 的橋和通往橋的道路沒有擁堵，收取任何通行費都會帶來負擔，並且不必要地排除了司機。如果它們擁擠，低通行費有助於減少擁堵，而高通行費則不必要地排除了人們。

• David 的播客可以通過添加贊助商的廣告來在不太傷害聽衆的情況下進行貨幣化。如果貨幣化的壓力增加，David 將不得不採取越來越具侵入性的廣告形式，而真正實現最大收入將需要將播客設爲付費牆，這對潛在聽衆來說是高昂的成本。

• Eve 與 David 的情況類似，但低傷害選項較少（也許可以出售 NFT？）。特別是在 Eve 的情況下，設立付費牆可能需要積極參與版權執法的法律體系並起訴侵權者，這會帶來進一步的傷害。

• Fred 的貨幣化選項甚至更少。他可以申請專利，或者可能進行一些奇特的事情，比如拍賣選擇參數權利，以便偏好特定價值的硬件制造商會對其出價。但所有選項都成本高昂。

我們可以看到，在“收益-邪惡曲线”上實際上存在許多種類的“邪惡”：

1. 傳統的排他性經濟損失：如果產品的價格高於邊際成本，本可以發生的互惠交易就不會發生，這會導致資源浪費。

2. 競爭條件：由於產品價格過低而導致的擁堵、短缺和其他成本。

3. “污染”產品，以使其對贊助商有吸引力，但對聽衆有害（可能是小規模的，也可能是大規模的）。

4. 通過法律體系參與攻擊性行爲，增加了每個人的恐懼和在律師費上花錢的需求，以及各種難以預測的次級冷卻效應。這在申請專利的情況下尤爲嚴重。

5. 犧牲用戶、社區和甚至項目自身的工作人員高度重視的原則。

在許多情況下，這種“邪惡”是非常依賴於上下文。專利在加密貨幣領域和更廣泛的軟件領域內既極具危害性，又在意識形態上具有攻擊性，但在制造實物產品的行業中，情況可能不太一樣：在實物產品行業，實際上大多數人能夠創造出某種專利的衍生品，他們的規模和組織程度足以談判獲得許可，而資本成本意味着對貨幣化的需求要高得多，因此保持純粹性更難。廣告是否有害取決於廣告商和觀衆：如果播客非常了解受衆，廣告甚至可以有所幫助！是否存在“排他”的可能性甚至取決於財產權。

但是，通過以一般術語討論爲了賺取收入而作惡，我們能夠比較這些情況。

在資金優先級方面,“收益邪惡”曲线告訴了我們什么？

現在，讓我們回到關於爲什么關心什么是公共物品以及什么不是的關鍵問題：資金優先級。如果我們有一個有限的資本池，專門用於幫助社區繁榮發展，那么我們應該將資金引導到哪些項目？“收益-邪惡曲线”圖表爲我們提供了一個簡單的起點答案：將資金投向那些“收益-邪惡曲线”斜率最陡的項目。

我們應該專注於那些通過每 1 美元的補貼，通過減輕貨幣化壓力，最大程度地減少了不幸地使項目變得可能的“邪惡”的項目。這大致給我們帶來以下排名：

1. 首要是“純”公共物品，因爲通常根本沒有任何方式來對其進行貨幣化，或者如果有的話，試圖貨幣化的經濟或道德成本極高。

2. 第二優先級是公共物品但可貨幣化的物品，可以通過微調它們並通過商業渠道來籌資，例如歌曲或播客贊助。

3. 第三優先級是非商品化的私人物品，社會福利已經通過收費進行了優化，但利潤率較高或更一般地存在“污染”產品以增加收入的機會，例如保持相關軟件封閉源碼或拒絕使用標准，而補貼可以用於推動這些項目在邊際上做出更多親社會的選擇。

注意，排他性和競爭性的框架通常會得出類似的答案：首先關注非排他性且不具競爭性的物品，其次是非他性但非競爭性的物品，最後是排他性且部分競爭性的物品-而排他性且競爭性的物品則永遠不在考慮範圍內（如果您還有剩余資本，最好將其分發爲通用基本收入）。收益-邪惡曲线與排他性和競爭性之間存在粗略的近似映射：更高的排他性意味着收益-邪惡曲线的斜率較低，而競爭性告訴我們收益-邪惡曲线底部是否爲零或非零。但是，“收益-邪惡曲线”是一個更加通用的工具，使我們能夠討論遠遠超出排他之外的貨幣化策略的權衡。

一個實際的例子，說明了這個框架如何用於分析決策，比如維基媒體的捐款問題。我個人從未捐款給維基媒體，因爲我一直認爲他們可以並且應該在不依賴有限的公共物品資金的情況下籌集資金，只需添加一些廣告，而這對用戶體驗和中立性只會產生很小的成本。然而，維基百科的管理員們持不同意見；他們甚至有一個維基頁面列出了他們爲什么不同意的理由。

我們可以將這種分歧理解爲對“收益-邪惡曲线”的爭議：我認爲維基媒體的收益-邪惡曲线斜率較低（“廣告並不那么糟糕”），因此對於我的慈善捐款來說，它們不是首要關注的對象；而其他一些人認爲他們的收益-邪惡曲线斜率較高，因此對於他們的慈善捐款來說，它們是首要關注的對象。

收益-邪惡曲线是一種思維工具，而不是拿來主義

從這個想法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我們不應該試圖直接將“收益-邪惡曲线”用作優先考慮個別項目的方式。由於監測的限制，我們在這方面的能力受到嚴重限制。

如果這個框架被廣泛使用，項目將有動機誤導他們的“收益-邪惡曲线”。任何收取通行費的人都會有動機提出巧妙的論據，試圖表明如果通行費能降低 20%，世界將會更好，但由於他們的預算嚴重不足，他們無法在沒有補貼的情況下降低通行費。項目將有動機在短期內變得更“邪惡”，以吸引幫助他們減少“邪惡”的補貼。

因此，出於這些原因，最好不要將該框架用作直接分配決策的方式，而是用於確定資助項目的一般原則。例如，該框架可以是確定如何爲整個行業或整個物品類別設置優先級的有效方式。它可以幫助您回答諸如：如果一家公司正在生產公共物品，或者在設計並非完全公共物品時做出了有益於社會但在財務上成本高昂的選擇，他們是否應該因此獲得補貼？但即使在這裏，最好將“收益-邪惡曲线”視爲一種思維工具，而不是試圖精確測量它們並將它們用於做出個別決策。

結論

排他性和競爭性是評估一種物品的重要維度，它們對於物品自我貨幣化的能力以及回答通過從某種公共資金中資助它來避免多大傷害的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但特別是當更復雜的項目進入競爭時，這兩個維度很快就會不足以確定如何設置資助優先級。大多數事物都不是純粹的公共物品：它們在中間是某種混合體，並且有許多維度，這些維度可以使它們變得更具公共性或不那么具公共性，這些維度不容易映射到“排他性”上。

觀察項目的“收益-邪惡曲线”給了我們另一種測量真正重要的統計數據的方式：通過減輕一個項目 1 美金的貨幣化壓力，可以避免多大傷害？有時，減輕貨幣化壓力所帶來的收益是決定性的：通過商業渠道根本無法籌集某些類型的資金，直到您能夠找到一個單一的用戶，該用戶從中受益足夠多，足以單方面資助它們。其他時候，商業籌資選項存在，但會產生有害的副作用。有時這些影響較小，有時較大。有時個別項目的一小部分在親社會選擇和增加貨幣化之間存在明顯的權衡。而在其他時候，項目自己可以籌資，沒有必要資助它們-或者至少，不確定性和隱藏的信息使得創建一個產生更多好處而不是傷害的補貼計劃變得太難。按照收益從最大到最小的順序設置資助優先級總是更好的；而你能走多遠取決於你擁有多少資金。

• 我沒有接受 Athletic Greens 的贊助。但播客主持人 Lex Fridman 接受了。當然，我也沒有接受 Lex Fridman 的贊助。但也許別人接受了。不管怎樣，只要我們能繼續獲得播客的資助，這樣它們就可以免費收聽，沒有任何人可以幹擾，這一切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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