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uzalu：飛地文明與世界秩序

作者：唐晗，歪脖三觀顧問團成員，SeeDAO 發起人

Zuzalu是以太坊聯合創始人Vitalik於2023年3月-5月在黑山發起的pop-up city（快閃城市）實驗。在兩個月的時間內，這個實驗吸引了200名來自全球各地居民（包括訪客將達到700人）參與，而我則在4月份成爲了這座“城市”的訪客，並在這裏度過了一個月的時光。在Zuzalu，我參與最多的是網絡國家（Network State）與AI相關的活動，由此結識了不少好友；我還與SeeDAO的其他兩位成員在黑山度過了一段“Chinese Longevity（長生）”的“修仙生活”，並在Zuzalu开設了太極課程，吸引了不少歐美的朋友參與。

這篇文章是對我所參與和觀察到的Zuzalu實驗的總結；此外，這篇文章還融合了我自去年瓦貓之夏後“周遊列國”的所見所聞，以及SeeDAO長達一年半的實踐思考。在文章开始之前，我想對Vitalik表示感謝，感謝他在世界文明的一塊“飛地”上开啓了這一實驗，並且仍致力於拓展Web3改變世界的想象力邊疆。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道德經》

01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Zuzalu與我之前所參與的社會實踐之間的區別（尤其是co-living社區），以及爲什么Zuzalu產生了如此多的湧現（秩序的湧現、意義的湧現、創造的湧現）。

通過一段時間的思考，我嘗試描述出我所感受到的Zuzalu實驗的特徵。

首先，實驗規模和時間很有意思：200人/2個月。城市並非太小，以至於無法形成規模；也並非太大，以至於共識分散且難以治理。2個月的時間類似於一個暑假的時間，既不是很短顯得像是來度假，也不至於很長變成了長時間的居民。

其次，地點選擇在了文明的飛地上。黑山位於歐洲的旁邊，但又不屬於歐盟。黑山是前南斯拉夫解體國家，前社會主義國家，但人口又不到百萬。這裏可以看到各種文明留下的痕跡，因而在這種語境下討論文明具備可行性和想象力；但又不處於文明的核心圈內，以至於被秩序壓抑。這與在北京、上海、倫敦等地方的co-living空間非常不同，那裏只能服從或融入既有秩序；解除秩序壓抑帶來了探索新秩序的可能性。

其三，通過主題來篩選參與實驗的人群，以某種方式達到了“價值觀對齊（Value-alignment）”。在黑山的人非常多元，包括學者、企業家、學生等，但大致上大家的氛圍感覺（vibe）還是非常契合的，因爲很多人是由於對某個主題感興趣而來的（對Longevity、AI和Crypto感興趣的人基本都很开放，愿意探索一種新的世界秩序）。

同時，飛地起到了門檻篩選的作用。大量的商業項目廣泛聚集在文明中心城市，要他們放下2個月的時間成本，來到一個飛地，很多人會不愿意。沒有價值觀對齊（Value-alignment），不可能有和諧的湧現，治理成本也會變得極高（EDCON前後的Zuzalu就出現了一些問題）。

其四，賦予參與實驗者新的身份，削弱他們在原本秩序下的身份差異與對立。實驗者幾乎沒有來自黑山當地的，而是來自世界不同國家，因而在黑山他們都沒有強大的當地勢力，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在新的環境中，他們被賦予了在地的新身份：Zuzalu居民，或者Zuzalu訪客。Zuzalu成爲了他們在黑山的共同體，在建設這個共同體面前他們是平等的。

這削弱（還沒有到取消的地步）了他們原本的身份差異（中國人、美國人、企業家、學生、貧富差距等），使他們具備了因原有秩序束縛而無法湧現的基礎。對於削弱民族國家身份這件事是我最感興趣的。我們很難在美國、英國和俄羅斯去組織這種討論，因爲在那裏民族國家身份的對立性非常明顯，很難擺脫這種束縛。

最後，高度的自由。在自由及秩序湧現上，Zuzalu令我印象深刻。我記得最开始邀請Balaji（Coinbase前首席技術官，Network State 概念首倡者）分享Network State的時候，幾乎每個人都還需要引用Balaji的話來討論Network State；但隨着大家討論越來越深入，开始有人表達對這樣的Network State的不滿。而隨着Primavera（法國理論家，哈佛大學區塊鏈學者）來到Zuzalu，緊接着大家又开起來抨擊Balaji，討論“組織協調（Coordination）”的工作坊，甚至形成了一個松散的聯盟。

Longevity（長生）也是如此，雖然Zuzalu聚集着一群Longivity 極大主義者，但這並不妨礙另一群人組織起來了反Longevity的小組，大家一起盡情享受高甜度食物；也不妨礙Chinese Longevity派別的發展。Zuzalu並沒有那種強烈的政治正確，它不預設立場，允許人們自由辯論、結社、反對、建設，最終讓Zuzalu呈現出某種模樣。

圖片來源：唐晗

從結果上看，Zuzalu有一個非常戲劇性的結果：我知道不少來到Zuzalu的年輕人，當這個實驗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選擇了辭職；或者，當他們回到原來的生活後，他們在准備辭職。

我的理解是：Zuzalu提供了一個讓他們擺脫原有秩序束縛的場所，讓他們能夠更清楚地思考自己以及自己所應該爲之貢獻的集體。（每個人內在都有一個“道”存在，只是在現有秩序下被壓抑了。當一個人從原本壓抑的環境中解脫出來的時候，那種“道”會自然而然地展开，他們得以重新思考自己的道路。）

許多人對Zuzalu有自己念念不忘的地方，例如一起喫早餐，一起辯論，晚上一起开party，又或者是讀書會等。有些人在Zuzalu感受到了一種家的感覺，或是一種共同體。我認爲這些只是解开秩序壓抑束縛後的人們，在Lustica Bay（位於黑山的一個綜合性度假社區和旅遊目的地）當地的自然環境自然展开的結果。

當然，如果改變了Zuzalu所在地方的自然條件，“展开”的形式可能會有一些不同，但結果都是好的。例如，我們取消了kiki聚餐（當地的一個餐廳，大家經常去那兒喫早飯），而是提供一個公共做早餐的地方；同時我們把實驗地點改到了山上，大家可以自己去採摘食物，表現出的形式可能會有所不同，但也能看到人的湧現。

圖片來源：唐晗

我想要補充爲什么解开秩序束縛很重要。當我們在討論Network States的時候（姑且還是用Balaji發明的這個詞吧），我們就已經在表達對現有秩序的不滿了。總體來說，我們處於一種對抗的世界中。二战是法西斯與反法西斯的战爭；二战後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的战爭；蘇聯解體後，美國雖然成爲了世界的領袖，但又有了“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的战爭；中國崛起後，東方和西方又成爲了敵人。

我們要么就是A，要么就是B，總之就得選邊站。而A和B總是構成了一種潛在的敵對關系。民族國家就是一種典型的敘事：我要么就是美國人，要么就是俄國人，而美國和俄國構成了一種微妙的敵對關系。既然我是俄國人，那么我就得爭取俄國的利益，而不關心美國人的死活。我們忠誠於一個局部概念而不是整體概念，忠誠於民族國家而不是人性。

不管世界是不是和平，我們總是在制造並尋找敵人。這種秩序已經到了很危險的時刻，又與技術奇點匯合，我們的眼前終於看到了一種不可接受的結局：走向集體毀滅的結局。

脫離A和B的身份限制，重新回歸到“人”，是我在Zuzalu身上看到的一種可能性。在Zuzalu，身份不是被強制賦予的，而是可以通過自己的行爲來自我定義和選擇的。

至於早餐、Party、Hiking（徒步）等等，在我看來是解除了A和B的身份限制後，大家自然衍生出來的行爲選擇。當我們回歸到“人”而不是被印在身上的符號束縛時，自然而然會在生活中做出選擇，回歸到每個人自己的“道”，即“自由”中，並衍生出一種秩序。從這個角度，Zuzalu的實驗是成功的。

圖片來源：唐晗

好的文明應該讓人過忠於自己內心的生活，而不是淪爲秩序機器的螺絲釘。

02 Zuzalu的變體

Zuzalu可能出現一些變體。

我相信，當實驗的人數、時間、地點、主題進行調整的時候，Zuzalu都會呈現出不同的樣貌。但削弱實驗者舊有的身份秩序，賦予他們新的身份（實驗中大家平等交流的基礎），並且給予大家高度的自由，這似乎是不可調整的。一旦沒有了這些東西，我很難想象它還是Zuzalu。

可以想象當Zuzalu的實驗地點從黑山轉到清邁後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更多的人（可能會突破200人上限）；更多的亞洲面孔；更高的可持續性；更復雜的治理問題。更像一個真正的城市。

也可以想象當Zuzalu的實驗地點從黑山轉到帕勞、土耳其的卡什、葡萄牙的裏斯本、印尼的巴釐島後可能發生的變化。雖然地方、規模、實驗時間會發生變化，但還是會有一種活的東西讓人意識到，這還是Zuzalu。人們也可能在不同的Zuzalu中遊走，通過人的連接實現價值觀對齊（Value-alignment）。

我想舉兩個例子來描述Zuzalu的變體：

一、作爲稷下學宮的Zuzalu

在Zuzalu的這些時間，經常會讓我想起战國時期的稷下學宮（很多人稱Zuzalu爲雅典學院，但從大的環境下看，可能更類似於稷下學宮）。Zuzalu以上的五點，確實可能導致“稷下學宮”的產生。

去年，當Tony踏上了數字遊民之路的時候，我和他談論到現在的世界形勢，他提到現在的世界很像春秋战國。禮崩樂壞，舊有的道德觀坍塌，無窮的战爭，人們淪爲战爭的機器。在那樣大的危機下，一大群博學且對天下負有責任感的人，都在討論新的世界秩序，構建新的理論並展开實踐。那時候，真正好的學者都不屬於某一個國家（例如，楚國）。他們是遊民哲學家。

孔子是一個典型的遊民哲學家，他是魯國人，帶着他的學生周遊列國，傳播他的學說；

老子原來是周王朝的圖書管理員，後來出函谷關，寫了道德經；

墨子提倡兼愛非攻，帶領着他的學生在各國之間阻止战爭，甚至直接幫助被攻佔的小國抵抗外國的入侵。

沒有專門爲一個國家服務的哲學家，所有的哲學家都在思考新的世界秩序和構建的可能，並且還在採取行動，直接去實驗和構建他們想要的秩序。他們選擇留在某個國家，是因爲這個國家採取了他們想要的秩序或提倡的學說。例如，黑山政府採取對Longevity或者crypto友好的政策，因而一些人會想因此留下。

這些遊民哲學家直接影響了禮崩樂壞後的世界秩序。事實上，後面的世界秩序正是在遊民哲學家們的激辯和實驗中誕生的。

我認爲在在我們這個時代應該出現遊民哲學家。只有遊民哲學家才真正知道世界在發生什么，並且能從民族國家的壓抑中解放出來，思考未來的世界秩序。只是待在中國、美國或者歐洲的學者，或者只是服務於某一個國家的學者是不可能提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的。因爲一個國家的利益立場，不可能與整個世界的利益立場相一致。而要獲得整個世界的利益立場，他必須是一個遊民，他必須體驗這個崩壞的世界。

此外，很多真正的學者因爲現實情形而痛苦。因爲他們服務於民族國家體系下的學術網絡，他們的經濟來源直接來自民族國家或者大公司，所以他們不得不屈服於現實秩序來進行研究。在中國，已經很難看到超出中國思考世界秩序的哲學家了；美國也一樣，政治正確及對中國的猜忌也損害了自己的學術網絡。

回到中國後，我與一位SeeDAO成員，同時也是中國Top2高校的一名教授在北京見面。他提到如今的教授職稱於他而言已是一種枷鎖，並提到了放棄教職，成爲一個遊民哲學家的可能期待。這並不是個例。

遊民哲學家需要有一個聚集地。我在Zuzalu看到了遊民哲學家聚集的可能。Zuzalu的價值觀對齊（Value-alignment）一旦變成主題性質的，最有可能形成的就是一張學術的網絡。飛地將釋放這些哲學家思考和辯論的潛能，讓他們快速組合。

此外，這些遊民哲學家自帶社區（就像孔子和墨子身邊自然圍着一群人），他們的社區具備行動能力（程序員、藝術家、設計師等），他們可以以Zuzalu爲實驗基地，並建設這個實驗基地。因而，Zuzalu也會變成一個生活的社區，但生活在稷下學宮並不是第一位置的，第一位置的是思想。

圖片來源：唐晗

這是一件現實的事情。稷下學宮模式下的Zuzalu最重要的是飛地下的自由；它並不是一張富人的網絡，卻可能成爲一張思想精英的網絡，或者說一個“士”的網絡。（“士”在中國並不是一個壞詞，並不等同於西方語境下的“精英”。“士”是思想上有追求，並且以天下——世界秩序——爲己任的人，應該受到社會的尊重。在中國的地位中，“士農工商”，有錢的商人排列在最後的位置。）

二、作爲遊民根據地的Zuzalu

在民族國家秩序崩潰的時代，遊民會成爲一股趨勢。我認爲最終一定會有數字遊民的根據地。這些根據地也將建立在民族國家秩序的邊緣地帶，例如土耳其、泰國、烏拉圭等地方。在那些地方，數字遊民已經开始聚集，並且已經有它的文化和歷史。（中國遊民向泰國遷徙的歷史，已經超過一百年了。）

在這些地方，由於遊民的體量已經如此之大，可能建立新的學校、醫院，以及公共基礎設施。（我注意到，這次來Zuzalu實驗的，幾乎沒有帶着孩子來的，所以這並不是真正的人類社會。）這裏也可能形成新的社會規則和治理體制。

與“稷下學宮”不同的是，遊民根據地不需要有特殊的“話題（topic）”，只是對居民會有價值觀對齊（Value-alignment）的規約（可能是區別於topic限制的value-alignment）。生活本身是遊民根據地最大的特色和訴求。同時，需要有愿意長期運營這個地方且可靠的人來經營根據地。人選和治理規則將是重要的。

由於根據地的實驗人數會更多（也許，2000人？），時間會更長（假設時間是3年，或者永遠？），它一定會影響到本地生態，和在地的關系將不得不成爲重要的考量。從天而降的大量的外地人口、資金、對資源的需求、觀點將讓根據地成爲當地的重要勢力，從而可能產生紛爭和不滿。

例如，聚集在巴釐島的俄羅斯遊民因爲囤積土地，炒高了當地的地價而引發了不滿；再例如，不同文明的人希望到一個地方後延續之前的文化，因此會开設各種各樣的國際學校，與在地的教育體系脫節，引發當地政府的重視等。

根據地的經濟可持續問題將變得非常突出。如此多的數字遊民聚集在這裏，大家依靠什么來生活？（或許對Web3從業人士還好，因爲很多已經是遊民模式了，不依賴本地經濟生活。）補貼和捐贈必然不是出路。在這裏，需要更多的觀察和實驗。

03、“Zuzalu們”之間的關系

我仍然很難界定“Zuzalu”是什么。但只要它變成了一種可以嘗試的實踐，這種實踐就不會只被規定在一個工作組內。

“Zuzalu”或許已經有了一個自己的核心工作小組，但它的經驗會被其他組織或者社會實踐者學習，從而成爲一種“模式”。很難說這些學習“Zuzalu”經驗而構建的社區，是不是也是“Zuzalu”，或者是別的什么東西。但它們一定會存在。

我認爲Zuzalu將變成“滿天星鬥”。可能核心工作小組會維持一個官方的Zuzalu（例如今年上半年在黑山，下半年在清邁），也可能不會；但世界的不同角落，也會有很多類似於Zuzalu的實驗在同步進行。Zuzalu的居民和訪客們將不受控制自發去進行這些實驗，因爲許多人已經覺醒出這樣的意識，想要去探索一種民族國家體系外的新秩序。因此，思考“Zuzalu”們之間的關系可能會成爲接下來的一個話題。

一個收錄Zuzalu經驗的網站或論壇，將是一個必需品，供大家發布自己在不同地方的實驗，並交流經驗。鼓勵居民在不同Zuzalu之間流動，也將變成一種對價值觀對齊（Value-alignment）的切實可行之方式，因爲他們知道這個Value的度在什么地方。

我一直期待Zuzalu可以擁有自己的“憲法（constitution）”，或者一本建立新的Zuzalu的指導手冊。現在看來，一次實驗或許還無法建立起這些機制，也不足以形成一本切實可行的指導手冊。那么，建立一個泛Zuzalu交流網絡，或許能促進這本指導手冊更快推出。大家也能自行去討論不同Zuzalu之間的秩序是什么。

04 延伸：華夏與Zuzalu

我認爲最終得出的建立Zuzalu的指導手冊將是十分重要的。

黑山之後，我回到了中國。中國的歷史是十分有趣的。現代中國與古代中國的差距，或許是現代中國與現代美國差距的1000倍。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說的自由，不是西方社會中給你選擇然後讓你選擇的自由，那種自由其實已經在事物和人內在之中。不幸的是，現代中國，如今既失去了《道德經》裏的自由，也失去了西方所說的自由。

我回到中國後，從東北一直穿越到了蒙古草原。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的北方一直是少數民族統治的疆域，與中國的漢族不屬於同一個民族。但我穿越中國的北方，發現每當這些少數民族以強大的軍事武力佔領地理上的中國的時候，總是會遵從“華夏”的文化秩序，成爲“天下”的統治者。

這是因爲，“中華”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價值觀對齊（Value-alignment）。在中華看來，沒有人是生下來而成爲華人的。當你出生在中國，而長大在另一種文化背景中，不認同中華文化的時候，你就成爲了“夷狄”（夷狄描述的是遠離中華文明的狀態）。而一個人，即便是生於美國，當他認同中華文化時，他就變成了中國人。（按照這種觀點，這個人可能比那些一味追求GDP的中國人都要中國人。）基於血統的民族國家在華夏背景下完全不可理解且不可理喻，因爲漢族本身就是許多個民族，因爲認同一個文化概念而不斷融合形成的群體。

華夏不是一個地理概念，也不是一個民族概念，而是一個文明或者文化概念。或者說，它本身就是一個價值觀對齊（Value-alignment）系統。《禮記》是華夏最著名的建國手冊之一，但《禮記》與宗教無關。凡是依照《禮記》建立的國家，都兼容於華夏系統，自己就會在“組織協調（coordination）”之內了。

當然，2000多年前的《禮記》，於現在的全球社會早已不合時宜了。但是，這種構建世界秩序的想法，卻並沒有太大的區別。當蒙古人或者滿人佔領了地理上的中國，他們依然按照《禮記》來構建國家，他們變成了華夏的一部分，並獲得了文化上的正統性。

難得的是，華夏的價值觀對齊（Value-alignment）並不表現爲一種強烈的侵佔性。禮不往教。由於不是一個宗教系統，所以不去傳播或者強制執行。喜歡這個禮的才採納。它不是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也不是美國想要推廣的自由和民主。

在我們看來，需要靠战爭去傳播的真理不是真理。禮沒有敵人，也沒有它要去解救的人，而是一種你想認同就屬於某個共同體的“價值觀對齊（Value-alignment）”。當你不認同的時候，你就不在此秩序之內；但不在此秩序之內，也不意味着你需要被打擊，或者要被強迫納入此秩序。

我還沒有看到多個地方的Zuzalu是如何連成一張網絡的。但我似乎能看到遙遠的“華夏”系統與現在Zuzalu已經呈現出來的一些氣質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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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Zuzalu：飛地文明與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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