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與中美關系前景的經濟角度觀察

作者：馬曉野，來源：FT中文網

美國六十年以來最大規模、對峙最激烈的總統選舉塵埃落定。盡管新政府組閣過程中，入局的政治任命候選人的加入也會帶來一定政策理念的磨合與修正，新政府也還無例外地要在運作初期經歷各政府部門職業官僚的“規勸“或者說”馴化”。更有深層次政治運作體系(deep state）在一系列重大變革性問題上與特朗普行政當局的互動。但是，目前已經可以根據相關信息，並結合歷史情況進行分析和觀察。

由於中美在朝鮮战爭後長期隔海對峙，長於以軍事實操推演及相關邏輯入手，進一步研究兩國關系的文章較有影響力。依據各種國際關系理論推演兩國未來關系的演進也是一種主流的研究方式。這兩類研究互相影響，相互補充，在普羅大衆中影響廣泛。而媒體從中習得的知識、觀點和立場，經傳播在社會上擴大。大衆傳播輿論的反饋雖說不在大雅之堂，其對民衆，甚至知識界的中美關系的認知也形成一些影響。

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世界的穩定取決於多種因素，其中中美關系尤爲重要。本文要談的是，從經濟角度觀察中美關系可以進一步補充流行研究的缺憾。多一條經濟方面的系統性觀察线索，可以使我們的整體認知框架更爲完整。

一、國際關系中的經濟邏輯

過去八年以來，中美兩國關系在各個重要領域都出現了嚴重的不相容，甚至對立。事情發展到現今，中美雙方以及美國國內民主、共和兩黨都明確表示、承認、或者默認，顯現的矛盾衝突背後是價值觀、意識形態和世界觀的衝突。這些衝突，是不可能通過外交技巧和手段予以調和的，只能管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來，從社會意識形態引領國際關系，到用相對寬泛的文明差異看待世界，承認多樣化世界應該能容得下各種不同的世界觀，再到兩個大國重新認定相互關系中的世界觀、意識形態，是“房間裏的大象”。幻象結束後再看幾十年間的 變化，劃出了一條彎曲的线。

回顧八十年代以來美國歷屆總統大選，競選一直是以雙方搶話題，爭着批評中國，攻擊對方的中國政策作爲搶答加分項。中國的內政外交都曾被放到美國政治辯論的顯微鏡下觀察，中方不予接受的理由是美國戴着“有色眼鏡”。即使在那種時候，美方負責經濟關系的談判官員私下交流時篤定地說：兩個戀人爭吵，是很想要在一個屋檐下過日子才吵的。到克林頓、小布什和後來奧巴馬競選時，中國議題开始漸漸沉寂。這次的選舉情況又有不同。客觀地觀察，經過兩屆四年政府輪流執政，特別是貿易摩擦升級，雙邊關系失去了經濟貿易這個多用途緩衝、制動器，加上疫情衝折的事後沉澱，這次大選嚴重對立的兩黨政綱中，高度一致的方面唯有對華政策。

自1980年中美締結雙邊經濟貿易協定，中國开始全面與美國交往以來，在朝在野兩黨對中國問題從爭議，急着甩鍋，再到空前一致，這其間發生了許多事件。要想從這一變化過程中理清問題的全貌，還有必要在前面提到的軍事和外交兩個強勢研究話語系統之外，深入、完整地整理經濟因素的基礎性影響，才能對上面的既定思路有所矯正。因爲，如果一旦心中思量、擔心、不甘、不愿公开討論、又認同並且自覺不自覺地按照中美之爭是生死之爭的設定來思考，來討論，來籌劃，其他重要的諸元也就都成爲了細枝末節了，因此也就沒有必要進一步了解這次大選對中美關系意味着什么。

觀察中美關系的既定認知模式已經爲接觸相關領域的人群所熟知。也是由於歷史原因，該認知模式在國際關系界深入人心，形成了一種思考定式。盡管國際關系史專家的觀察內容在經濟方面略有擴展，但是絕大部分國際關系史專家對經濟的觀察拘泥於時間序列的數字比較，疏於發掘經濟原理、經濟運行規律、對外部世界的經濟訴求以及外部性暨溢出效應對國際關系的基礎性影響。經濟這個觀察視角並未形成邏輯化的連續統。對經濟關系問題的碎片化觀察、描述和討論，不利益建立扎實的認知框架。試着站後一步，擴大視野觀察並思考雙邊關系，也許是有益的。

爲了开始下文的討論，我先介紹幾個不該被漠視的重要基本事實，作爲討論問題的起點。首先人類社會活動是圍繞經濟這一核心展开的。其次，民族國家之間始於殖民开發的國際關系，先是以貿易引路，發展到獲取物資，再到獲取自然資源和人口等經濟要素。也就是說，經濟始終是王權國家和民族國家對外部世界的核心訴求。認識這個基本邏輯對我們調整觀察視角十分重要。

世界擺脫了中世紀的宗教战爭之後，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在該體系下，各國公認的國際關系基本准則的第一前提就是，不再允許爲信仰而战。各國只應爲利益而爭鬥，甚至訴諸战爭。擯棄了推行信仰的战爭，爭奪利益的战爭的殘酷程度大幅降低，這也就留下國家間了爲經濟而和平爭鬥，直至訴諸武力的近代外交的發展。這是相對神權至上的中世紀，人類社會文明的一個進步，是國際關系文明基礎對過去的揚棄。這個分野如此重要，但是國內輿論場和一些學者對此似乎有所不知。這裏試着舉兩個例子以加深印象。前幾年ISIS（伊斯蘭國）發動的實際上就是一場跨民族國家的宗教战爭。美、俄和其他國家聯手，暫時擱置中東問題的其他分歧，分頭出兵打敗了ISIS。此行動事實上是共同維護了不爲信仰而战這一現代國際關系最重要的基本准則。俄羅斯總統普京前些天在瓦爾代俱樂部會議上長篇發言中表示要離題談到哲學問題，他的重要表述就是，俄羅斯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價值觀是一致的。在俄烏战爭打了三年，面臨進一步升級的今天，俄羅斯的這一小心翼翼的說法，有利於防範西方國家憶及前蘇聯的國際战略，把俄烏战爭嵌入爲信仰而战的模板，進行更有力的战爭動員。普京關於價值觀的表態，與國內一些研究機構、大衆讀者一廂情愿的心理默認是不一樣的。弱化了價值觀因素，在各國經濟深度交融的今天，國際關系中的經濟因素，更顯重要。

筆者淺顯的非專業看法是：地緣政治理論的主要觀察依據是實力，討論的是實力約束條件下的战略合縱連橫。地緣政治思考不可或缺的底層要素是一國的經濟基礎及其對外部世界（市場）的經濟貿易訴求。這些經濟訴求在國際擴張的早期，由於運輸條件所限，先是獲得一些顯性財富，如金銀、珍稀物品。然後早期非顯性的人口、資源、貿易勢力範圍及海陸交通渠道這些經濟要素，隨着現代化工業生產組織和技術進步，迅速成爲各國追逐的主要標的，並往往爲此訴諸战爭。一個突出的例子是，美國20世紀40年代對日本的石油禁運，迫使日本孤注一擲發動了直面美國的太平洋战爭，以維持經濟資源獲取通道。日本二战期間對外發動战爭有多種考慮因素，但是發動太平洋战爭的經濟動因比較簡單明了。

二战之後，美蘇兩大集團主導的國際關系向以意識形態對峙爲要務的一側全方位傾斜，傳統地緣政治博弈理論也在這一背景下得到了進階發展。盡管各國以集團形式在國際上爭奪、控制經濟要素的經濟底層邏輯，一度被核战爭的威脅所遮蔽，一旦开始兩大陣營劃地爲限的“和平競賽”，世界就开始了以非战爭手段爭奪經濟資源的長時間的國際關系新階段。始於“緩和”(Détente),後繼發展到核軍控，核裁軍，這些重要進展使國際關系有可能重新回到經濟體對外部世界的經濟訴求這一中心，成就了世界追求經濟和平發展的一段美好時光。由此，大量的重要的國際經濟關系新准則和系統性的國際經濟貿易法律制度安排，通過談判付諸實施。這一階段的國際經濟貿易空前發展，帶動了同期世界財富爆炸式的增長。更重要的是，窮國富國都從中受益。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這一階段，動用武力保障石油等重要資源以及對其他經濟資源的武力獲取始終存在。但是更重要的新的經濟發展要素：科學技術發展，以及將世界市場視作可運作空間的跨國經營等各種創新模式，以無以倫比的影響力改變了傳統制造業。制造業的跨國發展改變了一國和世界的經濟邏輯。整個國際關系連同其背後的經濟博弈基礎也隨之相應調整。獲取先進技術和控制高技術出口，成爲國際關系博弈的重點 部分。在這裏，軍事與安全因素與實質性的經濟利益關切互爲表裏，很難處理得當。

我們向既有的國際關系認知框架中補充了上述經濟相關的缺損部分，或者讓被軍事技術和國際政治研究遮蔽下的經濟底層邏輯顯現之後，接下來可以通過觀察美國大選的經濟邏輯，做進一步的思考。

二、美國大選的經濟邏輯與中美經貿關系

美國大選是兩種不同的國家發展愿景的全面競爭。兩種愿景中的對華政策源於其自身經濟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要擺脫近年來關注具體動作的刺激—反應式互動對我們的思考方式的不利影響，解構相關的底層經濟邏輯，而不是簡單地僅以受到影響後的自我感受爲基礎去“投射“中美關系。

這次大選之所以被稱爲60年來最重要的一次大選，24年來最激烈的對決，是指雙方就美國愿景展开了充分的交鋒。經過競爭和比較，選战動員出了大量從不投票的選民參與投票，選舉結果比較充分地反映了主流民意，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共和黨選舉結果顯示了其政綱的在藍領階層、中產階級中得到認可。有一個觀察是，佛羅裏達州和德克薩斯州這兩個大票倉的出口民調結果顯示，拉丁裔男子實際上是共和黨勝出民主黨並拉开實質性差距的重要力量。無論從我們天然接受的階級分析方法，導向性宣傳，還是共情感召對象等各種靠譜不靠譜的一廂情愿去看，這一群體都應該是美國各族群中以勞動者，工薪階層，自僱人群主體的典型族群。共和黨這次在真刀真槍的愿景競爭的選舉中，能褪去大資產階級代言人的畫皮，不是借花言巧語，或挨一粒子彈的悲情就能做到的，靠的還是其愿景能動員起大多數選民的共情。

民主黨奉行的是進步主義身份政治集合战略，把各種龐雜的主張盡可能多地整合起來。在經濟主張方面，盡管在衝刺階段啓用了集各種政治美譽爲一身的奧巴馬出面，反復細數哈裏斯經濟發糖支票，並在演講中數度告訴選民，總統能做到的事情不多，需要一步步改善大家的生活。

兩相對比，共和黨側重經濟政策愿景中的對產業、企業扶持，比民主黨殺富濟貧，增稅再向低收入階層發糖更能激發勞動者和中產階級的熱情。也許我們可以說，對特朗普個人特質看不入眼的中產階級，把票投給特朗普，投的是他們寄以希望的“體面”的工作機會（萊特希澤語）。這一主張順應了選民的意愿，產生了動員效果。

思考中美兩國關系先要做到知己知彼，要深入分析這一屆選舉反映出來的美國民意，再將中美關系置身其中。面對嚴峻的現實，不能再簡單地用自己未經推敲的、不嚴謹的一廂情愿去投射對方。我們需要重新看待產階級、工薪階層的多數票投給共和黨這一“叛逆行爲”。這些人拒絕了民主黨發糖的實惠，也不是因爲被“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抽象口號激起了亢奮之情，才投給特朗普。他們關心的是在美國經濟發展愿景中的個人機會。

在美國面臨的諸多國際經濟問題諸中，貿易逆差其實不是什么特別大不了的緊迫問題。長期逆差是不健康的，但是在現在和可預見的將來，都不會出現美國因貿易逆差無法支付進口，需要借助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持體系的情況。貿易逆差給美元匯率帶來的壓力，可以通過資本市場用其他宏觀金融手段消解。借逆差現象，反省制造業的“體面、有尊嚴的職位”流失，檢討貿易與就業衝擊對美國社區乃至整個社會消極沉淪趨勢的作用，是特朗普競選理念打動人心的部分。

分析美國國際關系各個經濟側面的問題，再層層分析、提煉這次60年來最大的政治對決中主流民意的各個關注點，是留給學者們的長期研究課題。通過大選觀察對華關系相關的經濟問題，我們應該明白，處理經濟關系中的痛點時，不可能再局限於商品、外匯這些顯性問題而不思考社會深層次的問題。我們要矯正思維慣性、完善認知框架。找准問題，才可能在應對的時候少出錯棋和廢棋，少耽擱時間。

爲了得到一個完整的概念，這裏簡要回顧幾個關於國際經濟貿易的重要的背景事實。

第一，二战後世界經濟體系重建伊始，談判重建新的貿易體系的目的之一就是通過國際貿易增加就業。國際貿易組織的奠基會議，舊金山 “聯合國貿易與就業會議”名實相符，不應該被誤讀。

第二，多邊貿易體系在迅猛推進自由貿易的同時，明確的附帶約束是，要給受到自由貿易損害的產業提供必要的保護。相關企業運營情況和社會就業數據就是觀察指標。歷史上，在公平貿易的情況下，當技術進步帶來的產業升級衝擊過大，如紡織品貿易跨國轉移大規模發生的時候，多邊自由貿易體系還安排了完全違背自由貿易原則的貿易配額來限制出口數量的，以便讓進口國能夠准備好新的勞動就業崗位。

第三，美元匯率實行自由浮動，而對利率的調控則通過盯住通貨膨脹、就業兩個指標來操作 。匯率和貿易平衡狀況是利率調整的可犧牲部分。從過去美國政策取舍的實踐看就業與貿易平衡兩者的優先序，顯然是後者的重要性一直弱於前者。

有了這些概念，再來回顧一下中美經貿關系互動的過程。

八年前特朗普當選，中方給出了百日行動計劃的巨額進口訂單。美方接受了中方的善意，但強調希望尋求制度性的解決。之後美方仍發起301調查，四個月完成調查後，宣布了加徵關稅的產品清單。中方沒有在實際徵收特別關稅前與美方談判達成其他替代解決方案，對於美方重要內閣成員集體訪華提出的談判要價方案，中方初步認爲要價的三分之一可以談，三分之一絕不容談判，另外的三分之一中方准備自己調整不必談（這既是在表達愿意處理對方關注的問題，也是在拒絕將這些擬讓步內容納入雙邊法定義務的範圍內）。在美方的法定時間框架內，雙方既沒能通過談判，剔除加稅清單內的一些產品部類，也沒能具體坐下來討論擬被加稅商品的水平高低是否合適。

此時，貿易問題已經與雙邊關系的其他問題有了捆綁的跡象，貿易摩擦成了中美一系列問題與矛盾的象徵性首战。

美前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开始通過一系列的演講和文章，把國際貿易體系的基本關注點“貿易與就業”這枚硬幣的就業一面，結合美國社會的現狀翻到了明面上。到此次大選之時，歷經八年，兩屆政府都秉承了這一處理國際經濟貿易關系的理念。可以預見，今後處於產業結構不斷升級過程中的美國，會延續這八年來形成的對外經濟貿易關注點，在處理對外經濟貿易關系時會着眼於國內就業層次的提升，兼顧其他經濟訴求。

三、加徵60%關稅及其影響

觀察這次美國大選，關注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我們應該在頭腦中補上八年來被忽略的這些經濟貿易關系的發展路徑。這有助於我們客觀分析現狀，思考未來。

思考未來，則首先不得不研究的就是，2025年1月20日新總統班底接掌政府之後，如果決定對中國產品加徵60%關稅一旦落實，意味着什么？

60%關稅這個概念大致相當於美國歷史上大蕭條時期《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史無前例的總體關稅水平（具體商品及稅率會有很多的不同，這裏的對比只是給大家一個大致概念）。有資料說，當時加權平均關稅率達到了59.6%（加權平均是把貿易量作爲權重的計算結果，與簡單平均結果不太一樣）。如果美國決定按照60%的水平對中國產品徵收進口稅，大致上相當於對中國產品比照20世紀30年代初美國《穆特-霍利關稅法案》的最高檔稅率徵收進口稅。這一檔也就是美國當初开始與中國接觸，解除貿易禁運時對中國產品適用的關稅水平，不過，在1980年中美籤署雙邊貿易協定後不再適用。按雙邊貿易協定的規定，中國產品开始享受最惠國待遇檔關稅。由此看來，美方提出60%關稅的概念是有其出處和依據的。

一旦決定對中國產品加徵60%關稅會有哪些法律困難和經濟後果呢？法律上看，美方還是比較“方便”的。因爲，1980年雙方籤署的貿易協定使用的是“最惠國待遇”條款。後來克林頓執政時期，爲了避开《傑-瓦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針對共產黨國家移民問題的年度審議，避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該審議機制與WTO一般規定有矛盾，美國單獨通過了給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PNTR）法案。取消對華進口的低關稅待遇恰好可以利用這一法律的歷史變化倒退回去。可以認爲，美方這么做沒有多大的國內法律障礙。這種情況對中國是不利的。

美國國會議員提出的法律動議，即通過立法取消給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則是一個更不利的情況。因爲一旦將來中美經濟貿易關系有轉機，再想越過這種新設的法律障礙會很棘手。

這在WTO中會遇到什么樣的多邊法律問題？國內輿論場中常見的表述分不清國際條約的法定權利與義務、國際安排主張的精神和原則這兩件事情。籠統地說某種做法違反WTO規定，這是非專業的說法，錯在對制度性安排的法定權利和義務，以及不具強約束性的精神和原則不加區分。如果中美兩個WTO成員，就加徵60%關稅問題進入WTO解決爭端程序，精神和原則就只是背景，不能作爲具體判斷的根據。

根據當時中國加入議定書的條款規定，以及15年推進市場化改革過渡期的具體規定，中方可以呼籲，可以表達不滿，但是要想獲得有利的裁決很困難。當然，WTO解決爭端的獨特特徵是，在解決爭端的全過程中，提供各種機會窗口，輔以仲裁或調停手段，鼓勵雙方通過談判和磋商解決問題。只要雙方達成一致，撤回訴訟，此案的爭端解決就算成功。雙邊、多邊輪番談判，是增加解決問題機會的一種積極的程序性安排。需要重點解釋的是，與絕大多數非專業人員的印象很不同的是，多邊經濟貿易體系更多的是說理的場合，是談判解決矛盾的場合，而較少是裁決對錯的機構。道理很簡單，在涉及成員國內部利益集團的問題上，判定某方錯誤，而且沒有多邊強制執法措施跟進，判了也不解決問題。

开徵60%關稅會有何經濟影響？盡管前文說過60%基本上回到1980年前的高檔關稅水平。考慮到絕大多數產品中國並不具有壟斷性技術優勢或者原材料壟斷優勢，世界上同類產品競爭者衆多，一旦關稅改變了中國產品的價格優勢，被競爭者擠出美國市場是大概率的事情。從長遠看，即使將來歧視性的高關稅能降下來，中國產品要想重回美國市場，不是關稅水平回歸就能夠實現的，還要與已經取而代之立足於美國市場的其他國家產品或本地產品進行競爭。

有的人可能會有一個脫離實際的想法，“東方不亮西方亮”，可以另行开闢新的國際市場。以往的教訓是，一旦一個最大的市場關閉，由此引起的貿易轉向會對其他市場造成衝擊。迫使其他受影響的市場也採取保障措施（safeguard measures）。歷史上就曾發生過，一項中國出口產品被判擾亂市場被加徵關稅，一連串的市場相繼受到貿易轉向衝擊而相繼關閉，致使該中國產品全面退出國際市場。

以上是加徵60%關稅的預期影響。有利的消息是，根據美國海關原產地規定，產品原產國是有法定判定標准的。一般情況下，判定原產地的增值標准是40%。按此標准，很多大跨國公司在華加工貿易的增值百分比都是較低的。在這方面有一些比較扎實的研究或專著可供參考，這裏不再贅述。也就是說，這一大批中國出口產品，按照美國海關原產地規則判斷，可能不屬於被徵稅範圍。需要關注的是，如果大量中國原產產品出口遇阻，一大批外資加工貿易產品依法可以繼續享受低稅率向美出口，中國方面如何處理這一復雜現象。如果經濟貿易政策方面缺乏一定的知識又義憤填膺的意見領袖們，順勢把“不平等待遇”的義憤，引向在華外國投資企業，再把它們當作報復的目標，可能造成的貿易和其他附帶損失就會很大。

在聽聞美國新政府要對中國產品加徵60%關稅，一批意見領袖就开始研究若幹取道他國設廠或設伏進入美國的“妙招”。這些熱心群衆的動機是好的，思考的方向也不是太離譜，但是這些都要在認真研究第三國和美國之間的各種優惠安排、自由貿易協議中原產地規定的基礎上，依法依規實施。先聲奪人鼓動輿論幫不了企業，還會引發預警招致麻煩。

在美國正式出台加徵關稅措施之前，各種方案都在考慮之中。特朗普又提出要對中國產品加徵10%關稅，以迫使中國加大控制芬太尼前體出口的合作力度。還提出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徵更高的關稅。從這些變化中可以看出，特朗普也在變換思考角度。也許，他已經意識到在2018年對2000項中國產品加徵關稅基礎上再提高60%的關稅，就是一種禁止性關稅。禁絕了貿易，稅也就徵不到了。不如把關稅武器化，用來解決芬太尼走私問題。這倒是爲中美之間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留下了余地。

四、總結性評述：未來中美雙邊關系的觀察要點

中美經貿關系在過去的八年中，幾乎成爲其他各項關系的摩擦和鬥爭的“石敢當”，還令人遺憾地淪爲兩國關系公式中，各項核心利益之外的殘差項。現在又較確定地要接受下一步新的考驗。

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兩國間曾互爲最大的貿易夥伴。在立志改革美國現存深層政體，經濟上要更側重爲藍領和中產階級提供更多的體面、有尊嚴的工作機會，要改變社會向下沉淪，开闊向上流動機會的這一場美國國家實驗中，雙邊關系中有邏輯的連續觀察要點有哪些呢？

第一，在經濟貿易方面，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由萊特希澤-戴琪具體實行的、旨在增加美國體面就業機會的貿易政策，上掛了遏止美國社會沉淪向下的責任，又在這次大選的共和黨的愿景比拼中，“悲情”地佔有一席之地，還得到了多數選民的支持。我們必須了解這個新發展，讓原有的雙邊關系的認知框架更加完整。

第二， 在兩國關系的場景設定方面，兩國幾屆政府都申明，兩國不是敵人，不尋求把對方當作敵人，不尋求意識形態對抗。互相都表示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兩國都表態，在一些人類共同面對的挑战問題上，要進行合作。這幾年，雙方領導人做了積極努力，雙方對各自的核心立場都做了清晰的表述，也得到了對方嚴肅的正面反饋，阻止了雙邊關系的進一步滑落。但令人無奈的是，雙方的輿論導向並不是同向的。就國內媒體而言，近年來，不斷地對重點領域比較雙方力量的消長，這已成爲了一種引領輿論的流行方法。考慮到本文开頭提到的除軍事技術思維、國際關系理論流派外，還有媒體攜輿論對政策的影響，從兩國目前的情況看，輿論明顯地在強化中美關系各個領域的對立和比抗心態。國際關系界有一句至理名言：“把對方當敵人，對方就能變成敵人”。同樣，經濟學提示變化的時候也有類似的 “預言會自我實現”的說法。對這個傾向我們需要仔細觀察，認真對待。

對於爲數不多的官方正式交往，報道更多地描述爲以攻爲守、脣槍舌劍的嚴肅對陣。根據這樣的報道，研究者會問：這是正常國家關系的技術性博弈，還是對立國家關系的外交策略？這又涉及另一個嚴肅問題：雙方是否在對立關系這個問題上已經心照不宣達成了非正式共識？或者只是報道營造出來的煙花效應？

國家對外關系決策層級很高，局中人或旁觀者研究問題和發表意見時要慎重。慎重不是不說或不做增加透明度的報道，也不是堵塞言路，而是要有一份證據說一分話，不可臆斷，更不可義氣用墨。

將雙邊關系的各個方面做簡單的、公式化的兩邊對列，雖然方便將新的數字、事實歸入其中以測度變化，但這樣的觀察和思考方法也限制了人們的思維。因爲這個公式過於淺顯，依此產生出來的模板，從根本上隱去了人類社會活動圍繞經濟這個中心展开的基本事實，而且也與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是基礎，其他一些領域屬於上層建築，受基礎制約的論斷不符。中國自身經濟的張力是研究對外關系的基礎，中國經濟發展對外部世界的訴求是對外關系研究的起點而不是相反。最近八年來，特別是疫情期間，中美關系各個領域遞次呈螺旋式下降，國家安全相關的軍民兩用高科技出口政策的突出變化凸顯了國家安全問題考慮優先於經濟考慮的傾向。中美對弈引起的安全擔憂成了力壓其他領域問題的“王炸”。

第三，在對待雙邊關系的思維模式方面，官方智庫代表在最近的世界政治與經濟學年會上开始公开談論安全與經濟的復雜關系，認爲如果爲安全考慮，不惜經濟代價，經濟搞不好最終也可能更不安全。能這樣思考問題，在以前是不多見的。現在，特朗普政府主張的美國愿景即將轉換成爲實施的政策，我們審時度勢，既要看到變化，看到形勢的日趨嚴峻，也應該反思我們自己理解中美關系的是否已經不敷使用。

我們應該意識到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即中美關系的其他相關領域）之間是互相作用的。簡單的初等數學形式的兩邊對列和线性思維是不合用的模板。這個模板對應的是线性思維，僵硬、單一，無助於思考、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案。

如果說意識形態根本不同的兩個大國之間，盡管在各個交往領域都有矛盾、有衝突，但如果在經濟方面，雙方都認爲有限的世界資源在科技進步的助力下，將來也還勉強夠用，那么中美兩個大國的雙方共存，就有實現的可能。

在這種大前提下思考、研究中美關系，就是要爭取找到解決或妥協的方案，就應該對初等數學形式（等號兩邊對列）的算術模板思維進行迭代，借助高等數學思維考察、理解兩國關系。要找到並理解各個雙邊關系領域之間的函數關系，理清有關領域的互動，即哪一個領域的變化是另一個領域變化的函數，可以進一步考慮有沒有二階或者更多階求解的可能（用一些其他關聯領域的利益進行交換），由此可以進一步打开我們的思路。這裏值得一提的是，中美兩國的經濟貿易關系基礎不僅面寬，而且“厚重“、有縱深，這是經濟過程本身的復雜性所致。借用函數公式多階導數求導的形象說法，經濟問題的談判很難、很復雜，但是因爲經濟交往有縱深，許多問題是可以相互交叉解決的，不一定無解。

從函數思維出發，回顧、比較以往线性思維視角下的變化，對我們處理當下中美關系面臨的問題，應對繼續變化的形勢，找尋改善與解決的方法會有啓迪。如果經過推演，函數關系的表達與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關系的表達能夠互相支持，互相印證。我們就應該避免把經濟貿易作爲其他一些領域問題的籌碼，爭取與其他問題盡量區隔處理。換言之，對外經濟貿易關系問題處理不好，搞好國內經濟的難度會加大，疲弱的經濟表現也會拖累國際安全問題。僅把經濟作爲其他問題的交換籌碼，不一定最後能夠達到換得更大安全保障的預期。

總而言之，希望經濟上曾高度融合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美經濟貿易關系，能夠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重新回到兩國交往的中心位置，以增強我們區隔處理中美關系各種問題的能力，通過談判自下而上地重建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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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美國大選與中美關系前景的經濟角度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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