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妙投APP
特朗普2.0內閣不僅是權力布局,更是未來政策走向的預告片。
美國大選後,市場目光聚焦在特朗普政府即將出台的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的動向。而在他第二任期內,內閣成員的組成和立場無疑是判斷未來政策走向的風向標。
理論上,美國內閣成員的任命,不僅需要特朗普的提名,還要經過參議院的確認——這一步是“成敗的關鍵”。幸運的是,在新一任期中,共和黨繼續控制參議院,所以特朗普能夠更加順利地推進內閣提名和政策議程。
大選結果塵埃落定後,特朗普迅速進入“全速前進”模式,僅用15天時間就完成了對15個內閣部長職位的提名,並且提名了20多位關鍵人物。
接下來,我們將通過分析特朗普新內閣選拔的特點,來解讀未來的政策方向。
特朗普2.0內閣的選拔更強調忠誠與信任而非專業性,這一策略將減少內部摩擦,確保政府決策更加高效。
在第一任期,特朗普的許多爭議決策暴露出內閣成員之間的分歧,尤其在移民、稅改、外交和社會問題上。例如,在移民家庭分離政策上,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長湯姆·普萊斯和國土安全部長凱爾·尼爾森等人公开表達反對,最終迫使特朗普在2018年6月籤署行政命令,停止這一政策。
此外,特朗普與第一任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的關系也較爲緊張。據報道,蒂勒森曾在一次私人會議中直言特朗普是“愚蠢的”,而這一言論最終導致他在2018年3月被解職;特朗普的首席战略顧問科恩,也因與特朗普的政策方向產生分歧而離开了白宮。
爲避免第一任期中的內閣紛爭重演,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更傾向於選拔忠誠於他的內閣成員,而非單純依賴他們的專業能力。
他的提名通常來自三類人選:
第一類:曾堅定支持特朗普政策並爲其辯護的人。例如,國務卿馬爾科·盧比奧、司法部長帕姆·邦迪、交通部長提名人肖恩·達菲等,他們在彈劾案和國會山事件中爲特朗普辯護並投票支持。
第二類:特朗普競選團隊的核心成員。例如,白宮幕僚長蘇西·威爾斯、商務部部長提名人霍華德·盧特尼克、教育部部長提名人琳達·麥克馬洪,他們在特朗普的競選籌款和團隊運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三類:公开爲特朗普辯護、批評民主黨的知名人物,如福克斯新聞主持人達菲和赫格塞斯。
這些提名這凸顯了特朗普本屆政府的特點:忠誠至上,能力居次,背後也體現了特朗普打破“華盛頓建制”的決心。特朗普視華盛頓建制爲充斥官僚作風和利益勾結的“政治沼澤”,他認爲商業管理經驗能夠提高政府效率和執行力,因此他選擇具有非傳統背景的商界高管和軍事人物,以便打破政治遊戲。
比如,商務部部長提名人霍華德·盧特尼克,他是金融界的領袖,缺乏政治經驗;教育部部長提名人琳達·麥克馬洪,曾是摔跤公司CEO,缺少教育領域的背景;住房與城市發展部長提名人本·卡森,是著名的神經外科醫生,且沒有政治經驗。
所有這些人都被認爲能夠幫助特朗普在改革經濟政策和推動行業利益時做出快速且果斷的決策。
雖然新一屆內閣成員大多數沒有傳統政治背景和經驗,但他們的政策主張與特朗普高度一致,思路更統一,能更順暢地推動特朗普政策落地。
除此之外,他們大多對華保持強硬立場,這也爲特朗普的對華政策提供了更爲堅定的支持。
在特朗普2.0內閣中,明顯的“對華鷹派”陣容再次佔據重要職務。
例如,盧比奧被提名爲國務卿,而沃爾茲被提名爲國家安全顧問。兩人將中國視爲“生存威脅”,並主張將遏制中國作爲美國战略的核心目標。在《頹廢的數十年》一書中,盧比奧指出美國在關鍵物資(如醫療物資、藥品和技術設備)上對中國的依賴,給國家安全帶來了重大風險。
此外,特朗普還在2024年11月26日提名賈米森·格裏爾擔任美國貿易代表,這是一個直接影響中美貿易的關鍵職位。格裏爾曾擔任羅伯特·萊特希澤的幕僚長,而萊特希澤以其強硬的對華立場而著稱——主導了中美貿易战並推動了對中國商品的高額關稅以及301調查。
格裏爾之所以成爲繼任者,主要是他熟悉萊特希澤的工作風格和政策框架,並在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格裏爾的提名也會加劇市場擔憂,因爲他的商界背景和全球經濟視角使得他可能採取更加激進的手段,如貿易壁壘和經濟制裁,以推動特朗普的美國制造業回流战略。
這裏補充一點,特朗普爲何要主張美國制造業回流?
美國曾是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但自20世紀末以來,特別是隨着全球化和產業外包的加劇,許多制造企業將生產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及其他亞洲地區。這一變化使美國在一些領域(如基礎消費品生產)失去了足夠的制造能力,不得不依賴進口,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商品,以滿足市場需求。
特朗普認爲,全球化給美國帶來了不公平競爭,低成本國家的勞動力優勢使得外資企業在美國市場佔據主導地位,從而加劇了美國制造業的流失。因此他提出了制造業回流的政策,力求恢復國內生產力、刺激就業和振興地方經濟。
這也是特朗普推行關稅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因,他試圖通過提高進口關稅讓美國制造業回流。盡管尚未正式就職,特朗普就於2024年11月25日通過社交媒體上宣布,將對所有進口自中國的商品加徵10%的關稅,進一步強化這一战略。
與美國不同,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大國(根據2023年世界銀行數據,中國的制造業總產值位居全球首位,超過了美國和歐盟等國),但面臨的問題是國內消費市場相對不足。
因此,中國將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場,尤其是歐美等消費能力較強的市場。據世貿組織(WTO)2023年全球貨物貿易數據,2023年中國出口國際市場份額爲14.2%,其中歐美市場佔比約40%。
中美之間的經濟互補關系(美國缺產能、中國缺消費)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兩國的貿易和合作,但隨着貿易壁壘的增加,這種互補性逐漸受到破壞。外部壓力也促使中國加大政策調整,推動國內消費和產業升級,同時尋求更多的國際合作機會。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一帶一路”倡議。
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中國能夠將其工業產能、基礎設施建設經驗和技術輸出到沿线國家,推動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並改善基礎設施,同時與當地的自然資源(如礦產和能源)形成互補關系。
而且與西方國家依賴“信用本位”和金融槓杆的模式不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採取了“實物本位”路徑,通過直接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並與當地自然資源交換,很明顯這是一種更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尤其是當全球金融體系(特別是基於信用本位的體系)出現疲態時,“實物本位”確實可能展現出與預期不同的效果,並大大增強一些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穩定性。
總而言之,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及其內閣成員的強硬立場無疑會加深中美之間的關稅壁壘。在短期內,我們可能會面臨一些經濟陣痛,但這也是預期中的局面。但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國仍可能在全球經濟中獲得更多機會,尤其是在工業化和區域合作方面。
當然,影響A股市場走向的關鍵因素不僅是中美貿易政策,更重要的是美聯儲的貨幣政策路徑。
通過回顧A股在特朗普和拜登時期的表現,我們發現,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是影響A股市場走勢的關鍵之一。
在特朗普執政時期(2017-2020年),由於美聯儲實施寬松貨幣政策,A股整體表現良好,尤其是在2017、2019和2020年。而在拜登執政時期(2021年至今),美聯儲連續加息,導致資本成本上升,流動性收緊,A股表現疲軟,大部分時間處於下行。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美聯儲是否會繼續採取寬松的貨幣政策?
美聯儲在做出貨幣政策決策時,通常會權衡經濟增長、通脹以及就業等多重因素,以確保經濟的健康穩定運行。我們此前也分析過,特朗普政府若大幅加徵關稅,將直接擡高進口商品成本,擾亂全球供應鏈,減少市場競爭,這些都可能加劇美國的通脹壓力,從而迫使美聯儲調整貨幣政策,以應對通脹上升。
然而,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裏,局勢或許會迎來一些轉機。
相比其他職位,特朗普在選擇財政部長人選時經歷了反復權衡。最初提名了斯科特·貝森特,隨後又考慮了霍華德·盧特尼克(後被提名爲商務部長)和凱文·沃什,最終還是回到了貝森特。
2024年11月22日,特朗普提名全球宏觀投資公司Key Square Group創始人斯科特·貝森特擔任財政部長。
這一決定或許更多體現了特朗普對忠誠和政策一致的高度重視。
貝森特曾在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擔任首席投資官,並在2016年特朗普競選期間爲其提供了大量經濟政策建議,特別是在推動經濟增長、稅改和財政政策方面。
貝森特與特朗普在經濟理念上高度契合,兩者都傾向於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尤其是在低增長或不確定的經濟環境下。
更爲重要的是,貝森特曾提議設立一位“影子美聯儲主席”,主張新政府應盡早選定下一任美聯儲主席,並推動對美聯儲的政策制定過程進行改革。
若這一提議得到採納,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會在經濟政策領域對美聯儲施加更大的控制力,使其決策過程與政府政策更加一致。這種幹預可能破壞美聯儲的獨立性,使其不再能夠完全依據經濟數據和長期目標做出決策,反而需要顧及政府的政治議程。
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政府顯然希望通過更直接的控制,來確保其經濟政策得到有效執行,並進一步鞏固“美國優先”的經濟理念。特朗普一直主張通過低利率、財政刺激和大規模基建投資來推動美國經濟增長,並通過這些措施促進就業和消費。低利率環境下,消費者和企業更傾向於借貸和投資,這對推動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若特朗普政府真的能夠“架空”美聯儲,或許可以使寬松貨幣政策成爲常態,這也與他一貫的“美國優先”政策高度契合。屆時,我們可能會迎來一個更具政治色彩的貨幣政策環境,而這對A股市場而言,利大於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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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特朗普在下一盤什么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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